石家庄疫情中的生死考问，当数字背后是未曾道别的永诀

2022年末,当中国大多数城市陆续解除封控时，石家庄作为最早尝试"精准防控"的城市之一，曾一度成为舆论焦点，在政策调整后的感染高峰中，这座华北重镇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疫情三年，石家庄并非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但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曾是一个家庭的整个世界，当统计数字滚动更新时，那些未能说出口的告别、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构成了这座城市最沉重的集体记忆。

死亡数字之外的个体叙事

官方通报中,石家庄的疫情死亡病例始终保持着克制的数字，但医院走廊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殡仪馆外排起的长队、社交平台上求助的帖子，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另一种现实。

李女士的父亲因基础病加重,在12月的感染高峰期间离世。"救护车等了三个小时，医院没有床位，最后是在急诊走廊里走的。"她回忆道，"他临走前一直念叨着想见孙子，但孩子也在发烧，我不敢带他去医院。"类似的故事并非孤例，在微博超话、微信群里，许多石家庄人分享着亲人骤然离世的悲痛——有些是高龄老人，有些却是没有严重基础病的中年人。

死亡数字的统计口径一直存在争议,根据部分学者基于超额死亡率的测算，疫情期间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但无论如何，对失去亲人的家庭而言，统计学的争论毫无意义——他们只知道，那个曾经鲜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被疫情改变的告别仪式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善终"，讲究"寿终正寝"，亲人离世时，家属往往要守夜、哭丧、举办体面的葬礼，疫情打破了这一切。

石家庄某殡仪馆工作人员透露,最忙碌的时候，火化需要排队数日。"很多家属只能匆匆领走骨灰，连最后的告别仪式都无法举行。"在一些社区，丧事从简成为硬性规定，甚至不允许聚集吊唁，对于逝者亲属而言，这种仓促的离别加剧了心理创伤。"我感觉我爸就像被疫情偷走了一样，"一位失去父亲的市民说，"没有告别，没有追悼会，甚至没来得及让他穿上那件他最喜欢的中山装。"

心理学家指出,完整的哀悼仪式对缓解丧亲之痛至关重要，当传统丧葬习俗被疫情瓦解，许多人的 grief（悲痛）变成了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延长哀伤障碍），即一种无法走出的持续性悲痛。

老龄化城市与医疗挤兑的阴影

石家庄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老年群体本就是新冠重症的高风险人群，而在感染高峰期间，医疗资源的紧张使得许多老人未能得到及时救治。

王大爷的案例颇具代表性,他患有高血压和轻度肺气肿，感染新冠后血氧一度降至85%，但家属辗转多家医院均被告知"没有床位"，他在社区诊所输氧时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如果是在平时，他可能不会走。"他的儿子哽咽道。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尽管石家庄在疫情高峰期增设了临时发热门诊，但医护人员短缺、药品供应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基层诊所甚至不得不对患者进行"分级"，优先救治症状更危重的人，这种无奈的抉择背后，是公共卫生体系在极端压力下的真实困境。

沉默的大多数与未被听见的悲鸣

在公开报道中,石家庄的疫情叙事往往围绕着"平稳过渡""医疗资源充足"等宏观描述，但在民间，许多个体的声音却未被听见。

张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晚期住院,却在医院感染新冠后加速了病情恶化。"医生很坦白地告诉我们，现在抗癌治疗必须暂停，先对付新冠。"她说道，"但我妈妈最终没能挺过去。"在微博上，她发了一条长文倾诉痛苦，但几小时后便被系统删除。

这种叙事的分裂并非石家庄独有,但在一个以"低调""务实"著称的城市，普通人的悲恸更容易被湮没在宏大叙事中，当死亡被简化为通报中的数字，个体的苦难也就成了沉默的代价。

后疫情时代的生死反思

随着社会面感染的回落,石家庄的街头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商场里人头攒动，餐馆重新排起长队，仿佛那段艰难的日子从未发生过，但对那些失去亲人的人而言，伤痕永远存在。

疫情终将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问题却值得长久思考：

• 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更好地保障脆弱人群？
• 当统计数字无法反映全部现实时,我们该如何铭记那些"次要数据"背后的生命？
• 面对死亡,我们的社会是否具备足够的心理支持和哀伤辅导机制？

石家庄的疫情死亡叙事,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经历，更是整个国家在非常时期的缩影，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提醒我们：在抗疫的宏大命题下，个体的尊严与悲痛同样值得被看见、被记录、被尊重。

（全文约1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