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医记，香港抗疫前线那些临阵脱逃的白衣战士

当白袍变成逃袍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香港作为国际交通枢纽，首当其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医护人员被寄予厚望，成为社会的最后防线，就在香港抗疫最艰难的时刻，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浮出水面——部分香港医生选择逃离岗位，甚至辞职避疫。

这些“逃医”行为不仅引发公众愤怒，更让人们对香港医疗体系的职业道德产生质疑：当灾难来临，医生的天职是否已被个人利益取代？

疫情下的香港医疗困境

医疗资源挤兑，压力骤增

香港地狭人稠，公立医院长期超负荷运转，疫情爆发后，确诊人数激增，ICU床位、呼吸机、防护装备等资源捉襟见肘，许多医护人员连续工作数十小时，身心俱疲。

社会恐慌与政治因素交织

香港社会在2019年反修例风波后仍未完全稳定，部分医护人员对政府信任度降低，加之疫情初期信息混乱，一些医生对防疫政策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质疑政府的抗疫措施。

高薪私人诊所的诱惑

香港私立医院和诊所收入远超公立体系，疫情期间，部分公立医院医生选择跳槽至私立机构，或直接辞职避疫，以规避感染风险和工作压力。

“逃医”现象：个案与群体

公立医院医生集体请辞

2020年2月，香港医管局数据显示，超过200名医护人员在疫情高峰期间辞职，其中包括急诊科、内科等高需求科室的资深医生，部分人直言“不愿冒险”，甚至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成功逃离”。

私立医院拒收新冠患者

与公立医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多家私立医院明确表示“不收治新冠确诊者”，导致大量病患积压在公立系统，有医生爆料，部分私立医院高薪挖角公立医生，却不愿承担社会责任。

最争议案例：某知名医生“连夜跑路”

一名曾在媒体上高调呼吁“全民抗疫”的呼吸科专家，被曝在疫情最严峻时突然请假，随后被发现已飞往英国，事后他辩称“家庭原因”，但公众并不买账，批评其“说一套做一套”。

道德拷问：医生该不该逃？

职业伦理 vs 个人安全

医学誓言中，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医生“以患者健康为首要考虑”，当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医生是否有权选择自保？

支持“逃医”者认为：

• 医生也是普通人，有权保护自己。
• 政府未能提供足够防护，不应道德绑架医护人员。

反对者则反驳：

• 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承担更高风险。
• 临阵脱逃加剧医疗崩溃，是对社会的背叛。

香港与内地医生的对比

疫情初期，内地数万名医护人员逆行支援武汉，不少人在请战书中写道：“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相比之下，香港部分医生的“逃医”行为引发舆论哗然，有评论指出：“同样是医生，为何差距如此之大？”

深层原因：制度缺陷与社会心态

香港医疗体系的“市场化”弊端

香港公立医院长期依赖政府补贴，而私立医院则以盈利为导向，这种二元结构导致：

• 公立医生待遇偏低，工作强度大，职业认同感低。
• 私立医院追求利润，不愿承担公共卫生责任。

社会信任危机

2019年社会运动后，部分香港市民（包括医护人员）对政府极度不信任，这种情绪蔓延至抗疫领域，导致合作意愿降低。

个人主义文化的极端化

香港作为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个人利益常被置于集体之上，部分医生将职业视为“高薪工作”而非“神圣使命”，因此在危机中优先考虑自身安全。

反思与启示：如何重建医者仁心？

改革医疗体系，平衡公私资源

• 提高公立医生待遇，减少人才流失。
• 立法要求私立医院在重大疫情中分担社会责任。

强化职业道德教育

• 医学院课程应加强伦理教育，强调“医者使命”。
• 建立行业黑名单，对严重失职医生予以公示。

重建社会信任

• 政府应提高透明度，增强与医疗界的沟通。
• 公众需理性看待医护压力，避免极端批评。

白袍不是战袍，但必须是责任之袍

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香港“逃医”现象暴露的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整个医疗体系和社会价值观的深层问题。

医生当然有权保护自己，但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说走就走”，当白袍加身，誓言出口，责任便已注定。

希望未来的香港医疗界能痛定思痛，让“逃医”成为历史，让“仁心”真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