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境外输入”成为防疫报告中的高频词汇，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浮出水面：澳门，属于境外吗？若仅从地理边界与行政管理视角审视，答案清晰明了——是的，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从内地前往澳门需经过海关通关，使用独立的货币和法制体系，在疫情数据统计上，自澳门进入内地的病例无疑被归入“境外输入”范畴，若将目光投向历史文化的纵深与民族情感的脉络，这个“境外”的标签，却显得如此单薄，甚至有些疏离，澳门的身份，在疫情的聚光灯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双重性，它既是法律意义上的“境外”，更是我们血脉与共、无法割舍的“境内”。
从法律与行政管理的刚性框架看，澳门的“境外”属性毋庸置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独立于内地的出入境政策、卫生防疫体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在疫情期间，从澳门进入珠海等内地城市，必须履行与从其他国家入境相似的检疫流程，如核酸检测、健康申报和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在统计疫情数据时，也将中国内地与澳门作为不同的地区分别上报，这种制度性区隔，使得“境外”在疫情管控的实操层面成为一个必要的技术性概念，是构筑“外防输入”防线的基础认知，它如同一道清晰的界线，保障了两地能够在各自的法律空间内,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最适宜的防疫策略。
但法律的界线，无法全然定义情感的归属，澳门与内地，共享着无法被海关阻隔的文化血脉与历史记忆，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融，塑造了澳门独特的面貌，却从未磨灭其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妈阁庙的香火、街巷间的粤曲、中秋的月饼、春节的桃符，无不诉说着与内地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当疫情来袭，这种血脉相连的感受尤为强烈，内地疫情严峻时，澳门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传递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守望；澳门面临防疫压力时，内地及时提供核酸检测支援、保障民生物资供应，展现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担当，此时的澳门，不再是统计报表上一个冰冷的“境外”标签，而是与我们共担风雨、休戚与共的骨肉同胞，这份情感认同,早已超越了地理与制度的边界。
更为深刻的是，疫情这场全球性危机，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所蕴含的智慧与韧性。“两制”的差异，在防疫中体现为各自独立的决策体系，这有时会带来政策衔接的挑战；但“一国”的根本，则确保了双方拥有共同的目标——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维护区域乃至国家的整体安全，两地建立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正是在“一国”之大旗下，巧妙平衡“两制”之差异，实现了信息互通、措施互认、资源互补，澳门能够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并成为全球范围内复苏最快的地区之一，既得益于其自身的精细化管理，也离不开国家作为坚强后盾的支持，这种互动模式表明，澳门的“特殊性”并非疏离的屏障，而是在统一国家框架下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宝贵资源。
疫情下的澳门之问，其意义远不止于厘清一个统计范畴，它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应如何理解“境”的内涵？是仅仅停留在物理边界与行政管辖的层面，还是应深入到文化、民族和命运的共同体层面？将澳门简单归类为“境外”，在技术层面是准确的，但在情感与国家的整体叙事中，却可能忽略了其与内地更为本质的联结，或许，更恰当的理解是，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一个具有独特角色和地位的成员，它拥有其个性鲜明的“境外”特征，但这些特征恰恰是在“一国”这个共同体内得以展现并焕发光彩的。
当疫情成为历史的一页，澳门与内地之间这道因防疫需要而格外凸显的“境”的界线，或许会逐渐回归其技术性的本质，而更加清晰和牢固的，将是那条穿越历史烟云、历经风雨考验的文化脐带和命运纽带，澳门，从来不是“外人”，它是散落在南海之滨的一颗明珠,永远闪耀在中华民族的璀璨星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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